不小心着了凉，开始以为吃几粒药会好，不料撑了几天，越发沉重了。白天不时咳嗽，晚上愈加厉害，一夜一夜不能入睡，只能搬两床被子，斜斜地躺着。
　  还是得去看医生，尽管怕了医院的冷兵器，那尖利的针又来了。在病床上，盯着淡黄的，名字叫氧氟沙星的药水，一滴一滴的，流进我的血管，忽然有一个荒唐的念头：搁我于蛮荒时代，冢上的草该荣枯几度了呢？
　  一位朋友听说我在打吊针，有点好奇，说他从来没打过这玩意，真正羡煞我也！
　  七岁时，我对医院一套就熟悉了，那年扁桃体发炎，高烧不降，医生说：嗓子肿的剩下筷子尖那么点了，打吊针吧。小孩的我很新奇，不觉病的难受，还有点莫名的兴奋。记得父母轮流为我敷冷毛巾，然后在病床边看着。我感受着关爱，十分快乐。当时父亲在外地工作，母亲也是业务骨干，她一人带我和弟弟，生活是高效和粗线条的。
　 发烧几天，嘴唇干裂了，想吃点凉凉的东西，爸爸托人买了一瓶糖水桔子罐头，这在西北的当时是比较稀罕的，据说价格十分昂贵，能值几十只鸡蛋。父母一口都不舍得吃，弟弟馋的哼哼，口水把花外套洇湿了一片，才尝了几瓣儿。那冰而甜的汁水成了我记忆中永远的美味……

　  后来，扁桃体经常发炎，成了顽疾。九岁时一次发作很厉害，呼吸也困难了，必须切除，全麻会伤大脑，采用了局部麻醉法，前提是我必须配合，不能动弹。我提了唯一的请求，不要让妈妈离开，医生把手术室的门开了一条缝，让她在那里看着我。他们在我嘴里动手术的时候，我能清楚地听见医生切割时发出的嘣嘣的声音，突然感觉痛，我动了一下，马上就来了一个男护士，摁住我本来就捆着的胳膊，我觉着自己的眼泪落下来，大脑弥漫着一片红色，周围渐渐混沌了。
　  醒来时，床边围了几个认识不认识的人，都夸我勇敢，了不起。我嘴里塞着棉花，不能说话，向妈妈做了一个摇的手势，她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，摇动床头的把手，我病床的一头慢慢升高了，这是我俩的一个小约定，住院头一天我就发现有这个功能，下意识地，预先给自己安排了痛苦的补偿。
　  也是那次住院，一位脸上有颗黑痣的哥哥，送来一只特大的红苹果，妈妈用勺子刮成碎末喂给我吃，至今还记得它红亮的颜色。我发现，自己病了的时候，好象对吃的东西特别敏感。

　  实际上我不算懂事的女儿，因为弟弟比我小，又是男孩，总怀疑父母疼他多一点，所以借着自己身体不好撒娇，添麻烦，有时故意夸大病情，以获取更多的呵护，久而久之，潜意识里似乎希望生病，冷暖不顾，待得病了，还暗暗得意。
　  八岁的时候，舅舅回家，只能带我俩其中的一个去玩。最后，是我上了车，弟弟在寒风中哭着，小脸冻成紫红色，手里举着一根筷子，串着两只油饼，那是妈妈哄他乖的，这个镜头一直刻在我的脑海里，成为我对弟弟最深的感觉之一。现在的弟弟，已经长成一米八二的大小伙儿，毕业后远远离开了家，偶尔节假日回来，过马路还不忘牵着我，我其实也很独立了，只是还喜欢象从前那样。
　  上大学，我的心理基本断了奶，只是身体还弱，偶尔因贫血晕倒，班里只有两个人不合格参加义务鲜血，我就是一个。女孩子都喜欢逛街，我一般在商场门口守着包，等七个同寝室的姐姐。但那几年谁不疯，我只要开心就疯得可以，周末舞会几乎一曲不落，跳华尔兹可以连续转几十圈。我的百米和跳远成绩还不错，曾代表本系参加校运会，那时候他们应该忘记我是多病的早产儿了吧。
　  那四年，只打过一次点滴，赶上革命史课，室友以我为借口，都请了假，兴师动众到医院，等护士扎好针后，大家就海阔天空的聊起来，可能是我们的话题有趣，另外二姐是不一般的漂亮（我们学校模特大赛第一名），其他病人家属也掺合进来，十几个人围着，热闹的象是开PARTY，我高兴的满脸通红，护士拿体温计量了一下，竟升到39.5度了！她大为光火，把所有陪病人的都赶到走廊里。一会儿五姐溜进来，给我找了两套闲书解闷，《鹿鼎记》和《绣榻野史》，后者有颜色的，不方便看，对《鹿鼎记》我是立马上了瘾，正看韦小宝躲在桌下砍腿的热闹，旁边一位阿婆突然说：你的药完啦！可不，再有两尺，空气就到我身体里了，要说看一本书送了命，说给谁谁不信啊。

　  如今是长大了，没了生病依赖的乐趣，然独立却是另一番享受，不是过不去的困难，再不开口求人。护士看我独来独往，自己安排的很周到，笑话我象个职业病号。
　  黄昏时候，家家锅盆奏鸣曲响起，我哼着小曲儿走出医院，顺便买一只汉堡两个烤羊蹄做晚餐，谁能看出我是病人。

病好了就好，以后照顾好自己啊！

对她那么好,小心人家找上门去找你决斗哦